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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的信箱》新船下水

《我的信箱》新船下水

睡覺也會睡錯~超超超重要~一定要讀喔~

「我從來沒想到睡覺也會睡錯！」

新竹縣男子彭瑞德常年右臂痠痛，看了無數骨科，始終未能根治，直到轉介神經外科，才發現他從小至今睡覺時枕頭沒枕對位置，以致原本應微呈Ｓ型的脊椎變成直直的，只好緊急開刀置換成鈦合金脊椎。

39歲的彭瑞德，是新埔鎮香火鼎盛的三聖宮宮主，從小習慣枕頭只墊到後腦勺一半，不覺有什麼不舒服。 多年前他開始感到右上臂緊繃痠痛，到骨科就醫照Ｘ光都正常，醫生大都開給他肌肉鬆弛劑或止痛藥，並勸他不要熬夜或提重物。

「以前痠痛約3個月發作一次，去年起頻率增高，今年4月起甚至痠、痛、麻到受不了，不能開車了」彭瑞德說，他遍訪骨科醫師，止痛藥完全無效，懷疑是否骨頭里長了什麼壞東西。

直到竹北東元醫院骨科醫師楊迪山為他照核磁共振，發現他的脊椎第五節頸椎處神經變得像紙片一般薄，整條脊椎的形狀是直的，緊急轉介到神經外科治療。 他不解病因，還對醫生說，「可能是我原本當憲兵，每天都站很直，所以脊椎很直」，上月當他再請苗栗頭份為恭醫院副院長王超然檢查時，才剛躺下，醫護人員就發現他枕頭只枕一半，整個脖子部分空空的沒依靠。

「我都是這樣睡的啊！」他不以為。

但醫生說，白天站立時頸椎承受的壓力，到晚上睡覺還是沒放鬆，經年累月下來，第五節頸椎壓迫到神經，以致反射到右上臂才會痛苦難當。

王超然為他手術，取出第五節變形的頸椎，置換鈦合金材質的新頸椎，終於解決他多年的痛苦；如果能早些發現，可以藉助復健治療而復原。

怎麼「枕」才無憂？

古人說「高枕無憂」，但現代醫學認為，枕頭太高或太低，對頸椎都不好，墊錯位置更會出問題，短期可能痠痛不舒服，長期則難逃挨刀大手術。

新竹市復健科診所醫師張辰光表示，睡眠時如何正確的墊枕頭非常重要，枕頭一定要墊到脖子處。

民眾可自我測試，當躺下時，下巴最低處若朝天，就表示枕頭太低，若下巴往下壓，即枕頭太高，下巴應該保持水平，才是舒服且正確的枕頭高度。

張辰光表示，睡眠佔人生的三分之一時間，姿勢不可不慎，像有些家長以為讓孩子睡硬板床，骨頭才會長得正，其實人體臀部、腰部、肩膀三處的肉多少不同，硬板床會讓身體曲線處不能貼到床面，以致不能放鬆休息，不舒服也不健康。

他說，還有很多人習慣不墊枕頭，睡覺時頭會向後仰，頸椎承受的壓力比向前仰時還高出一倍，長期下來，一定會出問題。

至於枕頭的高低，年輕人可稍低，年紀大要稍高些，因為頸椎的柔軟度會隨年齡改變，愈老愈僵硬，就需要更多的支持。

張辰光建議，平睡（仰姿）時，枕頭要剛好從整個頭部一直墊到脖子，不能墊到肩膀，更不能只墊到後腦一半之處，膝下最好安置一個小枕頭；側睡時高度要加高一倍，兩膝間也要夾個小枕頭；趴睡最好避免，因為頸椎會承受過大壓力；起床時則要記得先側姿，手扶著起來，再下床，不要直接仰臥著就坐直起身。

他特別強調，不論姿勢再怎麼正確，固定太久都不宜，久了一定要換一換，睡覺要翻身，坐久要站起來動一動，脊椎才能保養好。

中國醫藥大學醫院復健科主治醫生楊珮瑜也表示，睡姿不好往往引發頸肩肌肉痠痛或頭痛，嚴重者還會胸悶。

願您夜夜好睡！時時好眠！

天使的故事~

天使的故事

王永慶的球僮~

王永慶的球僮 - 蔡合城從王永慶身上學到了什麼？

       出生貧寒礦工家庭的蔡合城，為了家計，小小年紀就做過許多苦力。他沒有因此怨懟人生，反而更加奮力地登上巔峰，成為眾人矚目的「亞洲保險王」。

       這是我們所熟悉的蔡合城奮鬥的故事，但你也許不知道，求學時期的蔡合城，也曾在王永慶身邊當了5年的球僮。蔡合城如今回憶：「我在王伯伯身上學到許多做人處事的道理，讓我一生受用不盡。」是什麼道理讓蔡合城的人生從此不同呢？講義特摘《王永慶的球僮》（蔡合城著，台北商周出版）全書菁華與讀者分享成功的祕訣。

       凌晨三點鐘，我從台北同安街49號的一個小閣樓出發，在寒風中騎了20幾分鐘的腳踏車，前往許多企業家和軍中將領最愛光顧的台北球場，那是當時台北最高級的一座高爾夫球場。一位球場管理員走出來問明我的身分：「你是不是要來幫一個企業家服務的新球僮？」我回答是。於是他開始教我如何背球袋、擦球桿，還有一些幫客人服務的細節。這時一部黑頭轎車停在球場門口，我立刻迎上前去幫他們開門，一對夫婦從車裡緩緩走了出來。我不認得他們是誰，就跟在他們背後亦步亦趨地進入球場。這位企業家問我：「你是新來的？」我點點頭：「是。」他接著問：「你平常是做什麼的？」「我還在讀書。」我恭敬地回答。
   
      「你還在讀書？那你怎麼當我的球僮？這麼說，不是你幫我背球袋，而是我要配合你的時間囉？」語氣中顯得有些不悅。我告訴他，我很需要這份收入，希望他能給我一個服務的機會。那是民國58年的事了，我背負沈重的家計，就讀台北商專會統科。當時的科主任許留芬知道我繳不出學費，好意介紹我打工的機會。她帶我坐公車到台北市東園街去見台北球場的董事長，告訴對方我是新來的學生，很優秀，但沒有錢念書，希望他能幫助我。
      「你讀日間部？那晚上才能工作，但是晚上沒有人打高爾夫球的，」球場老闆這麼說。當時台灣還沒有夜間球場，所以球場晚上沒有打工的機會。想了半晌，他突然說：「有個企業家都是一大清早就來打球，如果你願意，可以當他的球僮。不過他打球的時候，天還沒亮，視線很不好，如果找不到他打出去的球，掉一顆都會被他罵上半小時，所以幾乎沒有人敢當他的球僮。」
 
      積極的人會在問題中看到機會，消極的人則會在每個機會中都看到問題。我知道這份工作有它的挑戰性，但我沒有其他選擇，只能勇往直前，堅定地說：「我願意。」當時，台塑的名氣還沒有現在這麼響亮，我壓根兒不知道，我服務的對象就是台塑集團的董事長王永慶，只知道他是一位企業家，姓王。到了球場上，四處一片黑壓壓的，想找回打出去的每一顆小白球，真的沒那麼容易。但是我知道，這個打工機會得來不易，因此我不想給他任何挑剔的理由。於是，在開始打第一洞之前，我對他說：「王伯伯，你打球之前，可不可以先等我一下？」「做什麼？」他操著一口台灣國語。
      在暗夜中，王永慶扭動身軀，打出第一顆球。「叩」一聲，球飛進一片茫茫的樹林中。我快步跑過去，立刻將球撿回來。他很驚訝：「你怎麼那麼厲害？」我告訴他，我的眼力還不錯，球一打出去，我就緊盯著球不放，再配合「聽聲辨球」的獨門技巧，運用敏銳的聽力，判斷球大約的落點，所以很快就能將球撿回來。說完還補上一句：「因為聽說掉球你會罵人。」 「少年仔，我換過好幾十個球僮，第一次見到像你這樣的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可以放心了。那我就配合你的上課時間吧。」
      當時的台北球場是9個洞，通常王永慶都會繞兩圈打完18個洞才結束。有一次，王永慶打到第二回第7個洞時，突然問：「現在幾點了？」我回答：「7點多。」
「哦，已經7點多囉？那可以收起來了。」我心裡覺得納悶，明明還有兩洞就打完，為什麼突然不打了？「少年仔，你不是要上課。運動嘛，多一洞、少一洞沒有太大差別。」我心?覺得很過意不去，便說：「這樣很不好意思，還讓你來配合我。」「我打球又不是比賽，只是運動而已，有什麼關係。」說完就請夫人李寶珠遞給我新台幣100元的小費。當時一般的行情是，打完兩圈總共18個洞，小費是新台幣50元，但他們卻給了我新台幣100元，我心裡真是又感激又興奮。
       這份收入對我來說的確很重要，如果沒有這份收入，我就沒辦法繼續念書。知道我家? 窮，王永慶每天會多給我新台幣50元小費，但是別人弄丟1顆20元的球，卻要被他罵上老半天。為了配合我的上課時間，他甚至願意縮短打球時間，讓我內心非常感激，也下定決心，既然進入台北商專的大門，無論如何，一定要把書念完，再從這個校門走出去。我跟在王永慶身邊當球僮一段時間後，某天王永慶照例到球場打球。他一邊揮桿，一邊問我：「你有打過球嗎？」我回答：「沒有。」
「沒打過球，怎麼知道我打得好不好？什麼都不懂，怎麼當我的球僮？如果我有問題問你，你都不懂，那我乾脆自己打就好了。有機會你也要練習打球，跟教練學習，這樣以後才有機會教我打球啊！難道你只想一輩子幫人撿球嗎？」一輩子幫人撿球？我雖然沒有這樣的打算，但是在我的腦海?，從來沒想過窮人家的孩子也可以有機會教企業家打高爾夫球。在經濟快速成長的七零年代，台灣的高爾夫球運動開始興盛，高爾夫球一向是達官顯要專屬的社交平台，我一個窮人家的孩子，連三餐都有問題了，怎敢奢望打高爾夫球？

      但王永慶的一席話，開啟了我生命中的另一種可能性。窮人家的孩子不一定得屈就於困頓的現狀，機會也許就在你的身邊，就看你自己有沒有發現而已。我暗自下定決心，一定要利用暑假期間學會打高爾夫球。我希望增加自己的重要性和價值，因此找到一位球打得很好的教練，只要是我的休息時間，我都會跟在教練後頭，看他如何教別人打球。跟久了，教練也覺得奇怪：「你怎麼每一場都來？」我表明想跟他學習打高爾夫球的意願，但是沒有錢。「我看你這個年輕人還不錯，就免費教你好了。下午的時間如果有空，我親自教你。」有了教練的允諾，我就放心了。

       經過一個暑假的練習，我的球技進步神速，我告訴王永慶：「王伯伯，我終於不負所望，這三個月努力練球下來，昨天我已經可以一桿進洞了。」
 
      「什麼？一桿進洞？來來來，換你打。」說著，王永慶就將球桿交給我，示意要我打，說是要驗收成果。但是接連兩天一桿進洞的機率很低，我接過球桿，也接下挑戰。我一揮桿，「碰」一聲，一顆心也隨著高爾夫球移動的曲線起伏著。我屏住呼吸，看到球最後掉進果嶺上旗子旁的洞裡，忐忑不安的心，也才跟著踏實了起來。王永慶一看，驚訝的心情完全寫在臉上：「少年仔，你是事先把球放進洞?嗎？」
 
       我告訴王永慶，看到他一年之中，不管颳風下雨，幾乎天天都到球場報到。我從他身上看到堅持的力量，我來自窮困的家庭，在物質上吃過不少苦頭，精神上也承受過許多折磨，「堅持」本來就是流在我血液中的基因，沒有堅持，無法熬到現在。王永慶是個忙碌的企業家，他都這麼有恆心了，我還是個學生，吃點苦又算得了什麼。受到他的恆心與毅力感動，我學習王永慶的精神，以堅韌的毅力來練球。我告訴他：「我如果不把球練好，怎麼稱職地當你的球僮呢？」 「不錯不錯，你這個年輕人有出息，你可以當我的教練了。從今以後，只要我有打球的一天，永遠都指定你擔任我的球僮。」
 
       跟在王永慶身邊，有時他也會一時興起說起他的故事。王永慶小時候父親就過世了，家中有3個兄弟、6個姐妹，一共9個小孩。「當年我父親生病時，很多醫院都不收他，一直叫他轉院。當時我心想，這些公立醫院怎麼那麼官僚，遇到重病或病危的病患就拒收。後來我父親也因為沒有受到好的醫療照顧而死得很早。我在心裡默默立下一個志向，只要我有能力，有朝一日，一定要蓋一間醫院，改善醫療品質，更不會拒病患於千里之外。
」

       王永慶的父親叫做王長庚，後來他成立長庚醫院，就是為了紀念他的父親。另一方面也因為台塑的員工很多，員工生病到長庚醫院來，可以就近照顧。他常常告訴我，做人一定要孝順，經常對父母噓寒問暖，要媽媽多穿一件衣服，幫爸爸多蓋一條被子，如果每個人對父母都能盡孝道，這個社會就會太平。王永慶是老大，父親過世後，母親一個人含辛茹苦將9個孩子拉拔長大，因此王永慶從小就發願，一定要讓媽媽過好日子。「子女孝順父母不是嘴上說說就好，也不是給錢了事，而是要了解父母的難處，看他們有什麼需求並協助他們。」王永慶對我說：「過去不管日子再怎麼苦，我一定和媽媽相依為命，我現在娶老婆生孩子了，還是跟媽媽住在一起。少年仔，記得喔，現在不孝順，以後不一定有機會。」
 
       我覺得他講的每一句話，都是值得我學習的典範，每一句話都是我的座右銘。我知道，在他身上，我肯定能學到比打球技巧更難能可貴的態度與觀念。為什麼一個沒有讀太多書的人，可以白手起家，創下這樣的事業基礎，他一定有比別人更優秀的地方。他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，只要聽進他的話，可能一輩子受用無窮。因此我儘量將他在球場上講的每一句話都記在腦海? 回去後再將它寫在日記上，反覆思量。

       王永慶和他的母親就住在台塑大樓樓上，頂樓有100多坪的空地，種滿各種蔬菜。雖然王永慶已經是一個很富有的企業家，但是他的母親每天仍會親自到頂樓種菜。儘管再忙，一年365天，除了出國以外，王永慶每天都會陪母親到頂樓摘菜，然後回到樓下母子一起吃晚飯，晨昏定省，隨時伺候在母親身邊。吃的不是大魚大肉，也非山珍海味，就像青菜中撒上的一點點鹽巴，只有最簡單的滋味、最平凡的幸福。我想，這就叫做孝順吧。
 
      每個人小時候都有目標和夢想，王永慶曾經打球打到一半，突然對我說，他的夢想就是當老闆：「送米也是當老闆。早期我開米店的時候，只要客戶需要，就算只有半斤米，我也會幫忙送到家。雖然只是小客戶，但以後有可能會變成大客戶，半斤米最後也可能變成一大包或兩大包米。」王永慶對待客戶的態度及精神，讓我學習到，對每一位客戶都要認真投入，也要格外珍惜別人給你的機會。因此，在擔任王永慶的球僮期間，我做任何事情都很勤快，每天都希望讓他滿意。而且，除非重感冒上吐下瀉無法起身，否則我絕不請假。
   
       某次打球結束後，他照例遞給我新台幣100元小費，然後問我：「你拿了錢都怎麼用？」我告訴他，我將錢拿來繳自己和弟妹的學費及生活費。「王伯伯，你所說的每一句話，我都做到了，我很節儉，沒有亂花錢。我每天吃一包生力麵，一包折成兩塊，當成一天的早晚餐，而午餐就喝水充飢。每學期新台幣1000多塊的學費都是用分期付款的，每天50元、100元慢慢繳。後來我才知道，其實是校長先幫我墊款，主任再將我交去的錢，一點一點還給校長。校長、主任和王伯伯都是我的貴人，如果沒有你們，我今天就沒辦法繼續念書了。」
 
     「這樣就對了。做人要懂得感恩，如果受人恩惠卻不知感恩，就跟畜生一樣了。」五專畢業前夕，王永慶問我：「你畢業以後想做什麼？」我說，我想當教練，教人打球可以賺很多錢。沒想到，王永慶不僅沒有鼓勵我，反而潑了我一頭冷水：「小蔡，你小小年紀一天到晚想賺錢，你不讀書，將來就不會有前途。老是在這裡混，前途在哪？」我說：「王伯伯，好好打球也會有好前途。」當時我打球的平均桿數是70到75桿，跟我同時期當桿弟的還有涂阿玉、謝敏男，我們的球打得一樣好，但我的年紀最小。 

       王永慶語重心長地對我說：「如果打球只是為了賺錢，你不會有前途。我只有小學畢業，吃過很多虧，我在學校沒學過英文和日文，但是在創業過程中，必須面對很多國際客戶，產生很多語言溝通上的問題，英文看不懂，日文看不懂，經營事業很辛苦，因為總不能每件事情都靠祕書啊。我現在會講英文、日文都是自己苦學自修來的，過程有多辛苦，你們很難想像。」我想一想，覺得他的話很有道理。學歷不高的人，容易迷失在金錢堆?，因為窮，沒有錢，就會一直想賺錢，很容易就會開始沈迷於享樂中，腦子裡想的，都是如何撈更多錢，最後就變成貪婪的奴隸。
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 被他這樣一罵，我恍然大悟，我就是因為沒讀書才會來做這個工作，如果我現在年紀輕輕的，只為了賺錢不讀書，將來即使想要再念書，也不一定有機會。當下我就答應他，我一定會離開球場。
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 幾天後他告訴我，他決定封桿不打球了。從民國58到63年，我和王永慶整整相處5年的時間，期間歷經過台塑決策錯誤、投資事業失敗等風風雨雨，他都沒放棄打球，為什麼現在突然決定不打了？我心裡不禁好奇。

        王永慶告訴我：「運動其實有很多種，跑步也是運動啊。打高爾夫球只是走路和揮桿而已，打18個洞，再洗個澡、吃個飯，就得花上大半天，太浪費時間、浪費生命了。今天開始我不打球了，每天只要跑步就好了。」王永慶的話，我一向謹記在心，既然他說打球浪費時間，從他開始不打球了，我也跟著辭職，離開球場，反正我也從台北商專畢業了。無論如何，這5年來，憑著當球僮和學校印刷工這兩份工作，讓我得以順利踏出台北商專的校門，我心懷感恩。

      2008年歲末之際，王永慶到美國巡視業務時，突然過世。雖然不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斷氣，但家屬還是將遺體運回台灣，也算是完成他的遺願，讓他生於斯、長於斯、死於斯。我不禁想起40幾年前，初次和王永慶相遇的時候，同樣出身清寒家庭的王永慶，看我一介學生，還要兼差做兩份工作，曾經問我：「你是不是家很窮？」我告訴他：「我是礦工的兒子。」「沒關係，我以前比你更窮。只要有心，就能改變困境。」我永遠記得，當年他是這麼鼓勵我的。

台灣，請聽我說╱如果小孩子沒有笑容

台灣，請聽我說╱如果小孩子沒有笑容           吳念真  【2009.08.30聯合報╱吳錦勳╱採訪】 今年五十七歲的吳念真雖然很會拍廣告、很會說故事，但他真在意的是：「台灣越來越沒有這種地方自然凝聚的真情。」他說我們活在一個人與人之間信任越來越稀薄的現實，但在心裡又對過去真情甜美無比眷戀，「而偏偏情義和真情是台灣現在最缺乏的東西。」他想經由戲劇，讓大人重新找到真情，讓小孩可以放肆大笑。談到台灣的未來，他吐了一口長煙，意味深長地說：「如果小孩子都沒有了笑容，我們這一代這樣拚死拚活的車拚，又有什麼意義？」 １.台灣傳統的情感 情感，是台灣最可貴的東西。我有個病態的習慣，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，十幾年的老朋友好不容易見面了，分別時說了「再見」，他轉身走了，我下意識會忍不住再回頭，再看一眼他遠去的身影，好好仔細地記住他的背影。因為我很怕，他這轉身一走，就是永別。 這是九份礦坑長大的我，面對人生不測的一種潛意識反應。以前爸爸早上下坑，我們擔心他晚上會不會回來，大家做的都是危險的工作，不知道你哪天會出事，因此朋友間的情義和承諾特別重要。 情義和承諾的背後伴隨的叫「信任」。我知道我幫你做了什麼事，你以後一定會幫我做什麼，而且不必講出來。十多年前，我爸得到礦工的職業病─矽肺病住院，已經末期了，罩呼吸器，住加護病房，有一天我們去看他，等我們走了之後，他就從四樓打開窗戶跳樓。這對我的打擊很大，那天我記得剛好是颱風夜。他過世前跟我說：「我的喪事你放心，因為你爸爸幫過很多人。」真的，那天晚上八點多我爸出事，我打電話給媽媽，消息一傳開，夜裡十點多，外頭大風大雨，我家客廳卻熱鬧的擠了二十幾個人，幫媽媽處理事情。 我爸那些朋友都已經五、六十歲，而且都跟我爸一樣有矽肺病，出殯那天卻堅持要合力把棺木抬上山去。原木棺很重，十幾個人這樣撐著，我站在他們後面，看到他們的腳在階梯上顫抖，一步步踩著上山……直到今天想到那情景，還是會忍不住哭出來。 我們九份那個老村莊，民國六十幾年就沒了，消失三十多年了，但我最近還要去吃我媽的換帖會，之前也有我爸的換帖會；村子沒了，但關係還在。你當然會很珍惜這種感情。 ２.為什麼我們不再彼此信任？ 這就是台灣人說的：「人啊，互相互相啦！」因為信任在裡面。有一天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不見了，就不會輕易承諾什麼。現在這種傳統情感、承諾或是情義，慢慢沒有了。為什麼？我不知道，是社會慢慢進步，是政治操弄，還是大家都講謊話，承諾變得都是假的。現在的我不相信報紙寫的、電視播的，統統不相信。 想到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一個很久沒見面的朋友，哈啦一陣，臨走的時候他一本正經地說：哪天一起吃個飯吧？那時才五歲的兒子忽然問我說：「啊，他也沒給你電話、住址，你們要怎樣約吃飯？」連小孩都可以一言拆穿，大人啊都是嘴上講講而已的，攏係假的！ 我後來發現一個很矛盾的現象，人與人的信任度沒有了，但人與人之間對舊有的最單純的情感，基本上還是眷戀的啊。 現在台灣人為什麼那麼渙散？回想以前的老時代，雖然很專制，但是他給你塑造一個很壞的敵人、萬惡匪幫、中共蘇聯……這些敵人在「外面」，把共同仇恨丟在一個很遠的共同目標，大家在台灣可以彼此取暖，火苗也會旺一點。像是我們少棒打贏了，不管藍綠舉國歡騰。 可是到了有一天，這個敵人慢慢轉換了，轉換成「黨內」和「黨外」，轉換成國民黨和民進黨，兩邊鬥，敵人不在遠方，變成「敵人就在你身邊」。以前是共同對外，現在是往內切割，彼此跟自己先斬先剁。現在連火苗都分了，各人取各人的暖，這是不健康的。 你現在打開電視，不是藍的、就是綠的，沒有告訴我們一個遠的、要共同面對克服的目標。嘸嘛，台灣現在最缺乏的，就是看不到共同目的。 這幾年來，我最要好的朋友都因為政治的色彩而遠去，這是我人生最感慨的事。你那麼好的朋友，一起弄電影的，有一天你發現，啊，他們主動把你分成什麼類！也許有人錯想了我，我其實很簡單，只要我覺得你人不錯，那你叫我做什麼，我就OK。老實講，政治對我來講沒那麼偉大，政治能改變世界嗎？不多。但朋友對我很重要啊，而且各人有各人的政治選擇。 ３.每個族群各有憂苦，只是欠缺彼此瞭解 我創作很在意溝通，這是我創作的態度。台灣就是有不同的人，你不知道我的故事，我也不知你的故事，我不知你的憂苦，你也不知我的憂苦，然後就用我自己的立場來猜測你。 我小時候覺得很幹，為什麼我們的老師跟警察都有配給？他們真好命！至少都有麵粉可以領。啊，我們怎麼沒有？後來長大才發現，他們也有他們的憂苦，如果早一點知道，不是可以省去不必要的猜忌。 我在九份長大，原本和老兵關係比較遠，還好我有當兵，我親眼目睹了老兵這個族群的故事，看到很多悲哀的細節，後來我參與了或寫了很多老兵電影的劇本，像《搭錯車》、《老莫的第二個春天》、《海峽兩岸》等。 我當兵時，和老士官長感情很好。我是營的行政士，領錢、管錢，總之是管柴米油鹽那一類的事。我們營長很嚴厲，叫我把老士官的安家費，直接匯入他們家戶頭，千萬不要手頭交給老兵，省得他們跑去「八三麼」（軍中妓院）或者賭博用光光。有些台灣兵不愛聽他們講話，好奇心重的我卻會跟他們亂哈啦、聊天，我講到我父親如何辛苦，一聽他們也一樣，慢慢就瞭解到，喔，這群人也有他們自己的故事。 民國64年，我退伍前的那一年，原本老兵不准結婚的規定，終於解禁了！我們營裡十幾個士官長、作戰官，全部一窩蜂趕著結婚。他們十八、二十歲來台灣的，到那時已四十幾快五十歲了，再不結就沒機會了，都到台東買太太。我每天忙著為他們寫「申報書」，新娘叫什麼，思想忠不忠貞啦，反正什麼都要寫。 《老莫的第二個春天》有一幕就是這樣，老兵拿出畢生積蓄，五疊百元鈔票往桌上砸下去，左右二疊啪地用山東腔說：「你他媽這是手！」再往下啪地砸二疊：「你他媽這是腳！」最後一疊往兩腳中間啪地砸下去：「這個你他媽就是B！」他們用這種心情買了個太太。你在旁邊聽，當然會心酸啊！後來我就很想寫老莫這個我遇到的故事。 我退伍時，作戰官很慎重地送我一張他和新婚太太的照片，背後很正式地寫著：「賀！念真光榮退伍，前途光明。」並且兩人還很正式地簽上名字，可見他多麼滿意結婚有家室。隔年，其實也才幾個月後，他們部隊來淡水，我去看他們，天啊，作戰官整個頭髮是白的，旁邊人噓小聲講，叫我絕對不要提到他太太，「跑掉了！」 我很shock！你看到那種狀態，感受到那種悲涼啊。他們年紀大了，好不容易娶了太太，有了家才會有歸屬感，可是太太又跑掉了。如果沒有了歸屬，他的夢永遠在那邊（大陸），而不會是這裡。很多老兵最後就是要有一個家、一塊田地，他要的就是一份歸屬嘛。 後來，我跟孝賢認識，他跟我講一句他爸爸說的話：「他們從來不會想到會死在這個南方的島嶼上。」他父親在光復不久就已經來台灣，寫信回老家，說台灣的自來水怎樣怎樣一開水龍頭都有水……他們沒有想到要在這裡待多久，買的家具不是藤的，就是竹子做的，沒想到會留下。 ４.改朝換代 政治力粗暴的扭曲 政治是這麼殘暴現實，我父親有一句名言：「阿伊嗚ㄟ喔，一眠睹到ㄅㄆㄇ。」日本政權走了，國民黨來了，好像是一夕之間的事。對我父親那輩如此，對老兵也如此，人生都在一夜之間被政治力量扭轉了。 像我爸為什麼來挖金？因為故鄉的二二八經驗。那時九份的淘金客全是台灣各地來的人，出走的理由各不相同。我爸爸是一個不會講故事的人，他很少主動講他的人生，後來我才從很多親友破碎的資訊裡拼湊我的父親來九份的原因。 原來是二二八事件的時候，他在嘉義一家中藥行當學徒，店裡一個中醫師因故牽連，結果死掉曝屍三天，沒人敢去收屍。我爸爸不忍心，偷偷買了香燭金紙，遠遠祭拜他，後來他老闆知道了，不敢再留他，他只好離鄉背井出走。 他那時只有十五、六歲耶，算是很有膽量，也有點浪漫情懷吧！他一個人來到九份，在礦坑討生活。後來他入贅吳家，我因此才姓吳，我的弟妹姓連，他說這叫抽「豬母稅」。我記得小時候有一天，他帶我去山裡很遠很遠的山神廟，忽然有感而發說：「一隻鳥仔飛到鳥籠內。」那一代的台灣男人心裡很壓抑，滿腹苦衷，就連結束生命的方式都一樣。 在我父親心裡，他會覺得，不是都說是祖國嗎，這個祖國怎麼對我這樣？那種驚嚇和文化的落差，那種情緒會影響一輩子的耶！連外省菜都讓他討厭，好比麻婆豆腐啊，他覺得那是什麼菜，這是很奇怪的情緒，卻很真實。 政治既然這麼殘暴，我就覺得這些年輕搞政治的，明明知道過去老的政治人物把台灣的人、台灣的人性、台灣的心都搞得亂七八糟，但還去做一樣的事。 台灣人民有了民主，但不知道怎麼使用民主嘛。就像最近英國一個流浪漢中了樂透，他就去買古堡，還喝酒喝到掛，後來他終於發現這個彩券給他的，只是一個沒有用的古堡、一大堆空酒瓶，還有電視機和一堆A片而已。 現在民主的濫用是，不管你講什麼我都可以兇回去，這些都好像是民主理所當然的一部分。像網路上有些邊緣性格的人寫說：「吳念真也不是好貨啦，把他抓到土城去賣伏冒。」這些言論都不必負責，他也沒有搞清楚事情，自己爽一下就好了。 ５.我的工作就是「溝通」 台灣太少那種情感分享、平和理性的溝通。我小時候，因為文筆不錯，替村民讀信、寫信，村民還湊錢送我一支鋼筆，算是肯定我。教我寫信的師傅也是礦工，我從他身上看到一種典範，他把信裡傷人的字眼，改用另一種委婉的方式，向不識字的村人解釋。如一個在外地工作的姊姊想要嫁人，但她媽媽一直用弟妹還小要讀書拒絕，連續逼她分手三次，最後一次換男方寫信來講「虎毒亦不食子」，他就用讀信的機會，化解紛爭誤會。他把自己的知識貢獻給知識比他低的人，而不是反過來利用知識，去掠奪知識比他不足的人，我這輩子就認識他這個「知識分子」。 我除了讀信，還得常常為不識字的村民念報紙，而且要把一個搶案、分屍案，添油加醋，編得津津有味，如果編得不夠清晰完整，老人們會吐槽說：「唔對唔對，愛安捏安捏才對。」我又得重新順過一次。 我小時候讀信寫信、念報紙，就是一個溝通者。現在我是導演、拍廣告等等，如果我的工作算是媒體的一部分，那我的工作就是「溝通」。 對於我，我們這些朋友，我們做這些戲劇，就是很單純地想到，有沒有一件事是我們可以一起做到的。晚上可以看戲，看囝仔笑，就免看嚥氣的新聞，同時也可以看到台灣的希望。我們都希望，不管哪一群人在這塊土地都找得到自己的「歸屬」。這樣力量才會凝聚，才不是「軟膏膏」。 如果我們大人把台灣搞亂了、搞砸了、搞毀了，小孩沒有笑容，我們這一代拚死拚活「車拚」是為什麼？我們是不是看孩子高興歡喜，有笑容，這一切努力才會有動力？最後，我們能不能聽到一句：「爸爸，謝謝你！」